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作为拜登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对华策略的精髓是“逼迫性选择”。
按照沙利文的构想，美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对“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的整合，打造若干个类似“芯片联盟”的组织架构，期间把关键产业做好“友岸外包”和“China+1”，并扶持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扮演为西方提供廉价产品的角色。
在一切安排妥当后，选择恰当时机跟中国摊牌，以整个西方的经贸关系为筹码，逼迫中国削弱与俄罗斯、伊朗等反美力量的关系。
此时如果中方选择前者，那么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将被各个击破，美国甚至有可能不战而胜；如果中方为了战略均势决意维持跟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则将陷入拜登熟悉的“冷战范式”——脱钩会导致海量的经济利益损失。
这一过程中，美国保留了打一场大国战争的选项（参考美苏冷战），因此拜登对于美军力量的直接消耗十分谨慎，无论是阿富汗撤军、俄乌战争还是在中东危机，都以间接支援和威慑为主。
美国国务卿干两届的不多，假如2024年拜登连任或哈里斯胜选，沙利文大概率会接替布林肯，进而延续他的“大战略”。
可人算不如天算，选举政治中，技术型官僚只能依附于一个有选举能量的主官存在，一旦选战失败，所有宏图伟略都不过是纸面文章。
亲民主党媒体称“‘稳定’是一个很少与特朗普联系在一起的治理特征”。
当我们分别以2022年和2026年作为时间节点去评估中美关系的前景，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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